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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中隱私保護應讓位于集體行動

高博德:疫情肆虐期間,放寬人們對待數據隱私的態度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從中能否得到一些在正常情況下也適用的經驗?

本文作者为新加坡星展银行(DBS Bank)首席执行官

2月11日,当东南亚最大的银行星展银行获悉银行内出现首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病例时,我们立即采取了行动。在得知我们新加坡总部的一名员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疏散了整层楼的员工,让他们回家。

即便如此,我們的員工仍然感到焦慮,這是可以理解的。當時,新冠肺炎在全球的蔓延態勢仍處于早期階段,禁止所有人進入辦公室工作似乎是一種生硬的應對方式。

很快,我们的數據分析与人工智能团队启用了一个接触者追踪工具,以调查受感染员工最近的活动轨迹。为此,他们使用了以下數據来源:通过Office 365安排的会面、大门和旋转门的刷卡记录、会议室预订和WiFi连接數據。

這使得我們能夠找出24位被我們歸類爲一級接觸者的人。我們對所有這24位接觸者重複此操作,以創建一個二級接觸者名單和一個三級接觸者名單。前兩級名單上的所有人都接受了爲期兩周的隔離,第三個名單上的人則受到了有效的監控。這成爲了一種標准方案,並在我們應對接下來的新冠肺炎患者時指導我們的行動。

我们通过使用人员“调用树”(call tree)对上述系统进行回溯测试,请我们的员工回忆他们此前与谁接触过。即便是在调查一级接触者时,这种方法的准确性也要低得多,而当我们调查二级和三级接触者时,就更不准确了。

獲取如此多的個人信息帶有一絲奧威爾式的意味,但我相信,合理利用數據能夠讓我們快速進行幹預,實現積極的醫療衛生效果,甚至可能挽救生命。

在這背後,有一點顯而易見:雖然個人隱私權得到充分承認和保護,更大主體——企業、社會、國家、甚至全體人類——的權利卻往往被忽視。而爲了更大的利益,有關當局(在我們這起事件中即指公司管理層)可以、而且必須行使這些權利。

批评人士认为,授予当局这样的权力,可能会导致出现极权主义的监督制度。这种觀點认为,通过要求公民自我报告,自愿配合數據收集工作,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不必开展集中统筹、官方发起的行动。

然而,無論是在亞洲還是在西方國家,在抗擊新冠疫情的戰鬥中,情況都並非如此。誠然,在疫情的早期階段,新加坡依靠針對性舉措和公衆責任感,使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不幸的是,我們現在發現,一波又一波新的、更難控制的感染正在出現。因此,這個城市國家不得不采取更嚴厲的行動,甚至將保持社交距離寫入法律。即便如此,我們還是看到有成千上萬的人沒有遵守這些要求。指望公民拿出最積極的意圖和努力,而沒有一個中央當局來推動議程,似乎是不切實際的。

同样,最初人们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会愿意接受中國武汉在疫情暴发初期实行的那种限制措施。然而,仅数周后,警察就开始在西方世界的大片土地上实施强制封锁。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依靠个体合作和人类意愿去做正确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警察呢?

在大流行病肆虐期間,放寬我們對待數據隱私的態度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從中是否可以得到一個在更正常情況下也適用的教訓?我認爲確實如此,因爲我堅信,“作爲人民的我們”的權利與“作爲個人的我”的權利同樣重要。我們已經利用數據挖掘技術來加強用于防止恐怖主義的移民控制,以及加強旨在防範洗錢的“了解你的客戶”(KYC)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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