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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

全球供應鏈中斷可能導致1970年代滯漲重現

羅奇:被壓抑需求的釋放可能將引發一輪市場意料不到的通脹飙升。全球供應鏈中斷也爲這一結果埋下了種子。

本文作者是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教员、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区前主席,著有《失衡》(Unbalanced)一书

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我还是个小伙子,我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的同事们分析了成本推动通胀,也就是供给通胀。之前全球經濟增长引发大宗商品价格飙升,1973年阿以“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后油价上涨3倍,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势头。在劳动力市场已然吃紧、生产率走弱、美国监管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很快就出现了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接着是伴随两位数通胀和缓慢增长的10年滞胀。金融市場表现糟糕透顶。

當然,這種情況永遠不能再發生了,對吧?央行官員堅稱,通脹預期已得到控制。如今的情況跟上世紀70年代初的恐怖情形也是相反的。油價出現暴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也暴跌,飙升的失業率扼殺了任何工資上漲的機會。與此同時,需求仍處于壓力之下,因爲保持社交距離的要求使得消費者無法外出購物、就餐、旅行或進行其他休閑活動。

但这里有一个难题。消费者缩减开支的现象将持续下去,直至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问世。如果如科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疫苗问世还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那么被压抑的需求将累积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假如政府在此期间继续提供支持,让劳动者能够获得收入,那这些被压抑需求的释放可能将引发一轮市场意料不到的通胀飙升。

全球供应链中断也为这一结果埋下了种子。上世纪70年代初,虽然有来自跨国交易的大宗商品的周期性压力,但通胀主要是地区性的,受国内劳动力市场、国家监管机制以及不太依赖跨境贸易的、相对封闭的經濟体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全球供应链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准时化(JIT)生产体系。由于运输成本大幅下降、新技术以及供应物流方面的突破,全球供应链得以飞速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1993年至2013年间贸易增长的近四分之三得益于供应链的增长。贸易在这20年间增长了4倍,供应链帮助推动了全球經濟扩张。

同樣重要的是,全球供應鏈還是通脹減速的一個重要來源。在COVID-19爆發之前,國際清算銀行(BIS)估計,如果不是供應鏈提高了全球生産效率,全球通脹率將高出約1個百分點。

这就是后疫情时代世界面临的通胀风险所在。作为总体上对全球化(尤其是对中國)日益强烈的抵制的一部分,各国正威胁要让它们的海外企业回迁国内。在日本政府创纪录的108万亿日元的纾困计划中,有2430亿日元是计划用于帮助日本企业将业务撤出中國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首席經濟政策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也向美国企业暗示过类似的帮助它们撤出中國的措施。

这种企业回流完全违背我们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那里学到的有关比较优势的理论。企业回流可能大幅提高供应的安全性,但也意味着启用成本更高的国内生产商。

此外,将供应链作为反华武器,很可能让全球生产体系布满瓶颈。經濟衰退加深之际,通胀不会回潮。但随着复苏稳固下来,一个碎片化、成本更高的供应链新世界可能带来一个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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